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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金元时期
2019-09-18 17:15
发布时间:2019-09-18 17:15 来源: 【字体: 打印
第一节 北宋时期城市格局的变化
北宋时期,是逐步确立真定城作为河北西部中心城市的重要时期,也是西部山区和山前丘陵地区城市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一、河北西路政治中心的确立
北宋初年,分全国为13道。宋太祖乾德年间,为了革除藩镇割据时期财富自专的积弊,在各道设置转运使,负责征收和转运财富事务,其辖区称为路。但是,各府州的行政长官仍然掌握着地方行政实权。之后,逐步强化转运使的权利,将各府州的一切行政管理大权归于转运使,使之成为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路也就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当时,今石家庄市所辖区域,属于河北路。雍熙四年(987年)分河北为东西两路,真定府成为河北西路的首府,从此确立了真定城在河北西部政治中心的地位。
端拱二年(989年)又合并为河北路。熙宁六年(1073年)又分为东西两路。太宗淳化五年(994年)遂废道存路。
北宋的路,设安抚司执掌军事及民政,称为帅司;转运司执掌财富和粮食转运事务,称为漕司;提点邢狱司执掌司法、刑狱、监察,称为宪司;提点常平司执掌常平仓及贷放钱谷等事宜,称为仓司。这四种司设置先后不一,辖区也存在差异,互不统属,含有彼此制约的性质。河北西路属于转运司路,其最高行政长官为转运使。转运使驻地就是路的治所。
府、州、军、监为地方二级政区。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府;州按其战略地位、经济地位、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州。军和监则分为两类,一类与府、州平级,隶属于路;另一类与县平级。
由于河北西路地处宋辽边防重地,所以,北宋时期对城市的军事防御职能十分重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缔结"潭渊之盟",标志着宋辽之间对峙关系的缓和。次年二月,赵州开始完葺城垒,安定民心,使储集有备,粮食无乏,借以安置北部邻州流民。熙宁七年(1074年)冬季,出任河北西部察访使的沈括,针对当时洨河领域受灾严重、饥民困苦的实际情况,奏请朝廷以工代赈,拓展赵州城,不仅提高了赵州城垣的军事防御能力,扩大了城垣面积,而且解决了无粮农民的衣食,深得朝廷赏识和民众拥护。
二、城市军事防御功能的强化
从北宋立国之初,就十分重视各级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为了增强中小城市在河北边防方面的作用,有利于控制战备要塞,对州县城垣的布局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开宝六年(973年)省石邑县(今石家庄市振头村北)入获鹿县,使得这一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西移到获鹿城,强化了获鹿城在控制太行山门户方面的作用,提高了这座扼守土门关口的城垣的军事地位。同时,熙宁八年(1075年)将井陈县城从汉唐以来的天护城(今矿区天护村)迁到控制绵河谷地的天长镇,使得这座唐代以来一直作为兵家要地的军事城垣,从此成为井陉盆地的军事政治中心,其军事意义显而易见。同年,将灵寿县降为镇,其辖区划入行唐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强化行唐城在真定府北部太行山前的军事防御地位。到了北宋后期的宣和元年(1119年),还曾经升赵州为庆源府,与真定府成为并列的二级政区,其实也是为了强化其军事地位,尤其是提高这座城垣对周围各县民间乡兵的统领作用。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通过北宋末年"靖康之役"中宋军抗击金兵的战争防御措施及一系列重要战役中兵力部署分析,北宋前期重点培植的这些地处战备要塞的中小城垣毕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至于北宋军队的彻底惨败,那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能因为"靖康之役"中宋军的覆灭而否定北宋前期对河北地区城市布局进行调整的积极意义。
三、中心城市真定城的建设
北宋时期的真定城,作为河北西部首府,城市道路、寺院、道观、水利设施、园林建筑都得到长足的发展。首先,由于河北西路、真定府、真定县三级行政官署都集中在这里,所以,官署、官仓、义仓、常平仓及驻军营所建筑显著增加,园林、商业也随之发展。
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敕令在龙兴寺内的最宽大之处重铸真定大悲菩萨铜像。并兴建了高大宏伟的大悲阁,随之使这处唐代兴起的名刹由此成为皇家重点扶持的寺院,各种配套建筑相继建成,使之逐渐成为拥有天王殿、大沈六世殿、大悲阁、摩尾殿、慈氏阁、转轮藏阁等六座恢宏殿阁的北方名刹,也成为真定城内一座代表性建筑和重要建筑景观。尤其是高达十丈的大悲阁及阁内身高72尺的全国最高的站立式铜菩萨像,重檐九脊四面抱厦的摩尼殿,以及轮轮藏阁及其阁内高大精美的巨大木结构转轮藏经橱,都是当时国内佛教设施的极品,名扬全国,对于改善真定城市景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北宋一朝,真定的园林名冠大江南北。大凡记述中国园林建筑史的著作,无不提到真定的潭园、海子。它们是真正城市景观的重要代表之一。
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欧阳修、韩琦、沈括都先后奉使掌管过河北西路行政事务,对真定城市建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在他们的一系列诗词、笔记中,不乏关于真定城市景观的记载。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沈话的《梦溪笔谈》。沈括在熙宁七年(1074)出任河北西路察访使,亲自主持参加了真定和其他一些城乡的工程建设,在他的《梦溪笔谈》中,留下了不少关于河北各地风土民情和工程建设的记载。这部著名的科学著作中记载:"镇阳池苑之盛,冠于诸镇,乃王镕时海子园也。镕堂馆李匡威于此。亭馆尚是旧物,皆甚壮丽。镇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谓之'潭园'。盖不知昔尝谓之'海子'矣" 。
宋代另一位学者吕熙浩在他的《燕魏杂志》中则记载:"真定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宫禅刹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世云塞北江南。"又说,"今真定府使廨,雄盛冠于河北一路。""府治(今真定县人民政府大院)后有潭园,围九里,古木参天,台沼相望。蔡京知府日,拆王武俊德政碑楼,于园为广厦,今熙春阁是也。"可见,在蔡京任知府期间,曾经把位于唐代成德军节度使大都督府附近的王武俊德政碑楼拆除,在潭园中建造了一座高大的楼房--熙春阁。
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至庆历五年八月,曾经出任河北路都转运使,他在这期间所作的几十道诗中,也多次提到潭园(或称为"北园")。比如在《病中代书奉寄圣俞二十五兄》一诗中就有"北潭去城无百步,绿水冰销鱼泼刺。"之句。在《初伏日招王几道小饮》诗中则写到:"北园数亩官墙下,嗟我官居如传舍。……隔墙时时闻好鸟,如得嘉客听清话。"接着他描写了与他的官舍一墙之隔的潭园的景色:"葡萄忆见初引藤,翠叶阴阴还满架。红榴最晚子已繁,犹有残花藏叶垆。"此外,他还专门作了一首游览北潭的诗--《后潭游船见岸上看者有感》,诗中写到:"喧喧谁暇听歌讴,浪绕春潭逐采舟。急得心如汝无事,明年今日更来游。"
这都充分说明,北宋时期的潭园与当时的河北西路都转运司的府第只有一墙之隔,是真定城内非常重要的一处景观。
总之,北宋时期,是真定府、赵州一带城市相对集中、中心城市的城垣建筑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真定作为河北西路的首府地位的确立,对其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真定城在金元时期成为燕京(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奠定了基础。
北宋时期城市格局
首 府 府 州 城 县 城 备 注
河北西路首府真定(今正定)辖4府、9州、6军、65县(其中有53县在今河北省境内) 真定府城(今正定)领9县 真定、藁城、栾城、元氏、井陉(熙宁八年从天护移治天威军,今天长镇)、获鹿、平山、行唐、灵寿北砦(咸平二年置,熙宁八年析行唐县而隶属) 真定府崇宁户口数92353户,163197口。
中山府城安喜(今定州) 安喜、无极、新乐等7县,崇宁户口数65935户,186305口。 政和三年(1113年)升定州为中山府,领7县。
庆源府城平棘(今赵县) 平棘、高邑、赞皇、宁晋、临城、柏乡、隆平。崇宁户口数为34141户,60137口。 宣和元年(1119年)升赵州为庆源府,领7县。
深州城静安 静安(今深县东南)、束鹿(今辛集旧城)、安平、饶阳、武强 州领5县,38036户,83710口。
祁州城蒲阴(今安国) 蒲阴、鼓城县(今晋州)、深泽县 州领3县,24484户,49975口。
第二节 金代城市的演变
金朝统治河北的一个世纪中,河北中部地区的城市没有重大的发展高潮,只是经历了一个从战后恢复到城市格局调整的过程。其中中心城市在城市的景观建筑方面有增有损。
一、战争对城市的破坏
在金灭北宋的"靖康之役"中,地处太行山东麓的井陉、获鹿、真定等城垣,曾经是宋朝军民抗击金兵最为悲壮顽强的地区,也是金朝军队烧杀最残酷的地区,这些城市遭受兵燹破坏最为严重 。战争之后,中山府(今定州)、真定府及周围地区的大批农民和从事手工业的能工巧匠纷纷南迁,人口锐减,苟活下来的百姓也大都逃匿山林。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减少,严重影响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必然影响城市发展的进程。
二、战后人口的恢复
金王朝在稳定了对北方地区的占领之后,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招徕流亡,劝课农桑,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同时,把大批女真族人口迁到真定、中山府州县耕种,称之为"猛安谋克户",让他们"与汉人杂居" 。相处时期既久,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出现了汉民与女真"今皆一家,彼耕此种" 的局面。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到金朝鼎盛时期,真定府九县共有137137户,户数大大超过了唐代和北宋时期。而真定城则是当时人口最密集、手工业、商业最发达的中心城市。金代真定诗人赵秉文在他的《滏阳文集》中留下了不少描写真定城民情景色的诗文。其中《登真定阁》一诗,曾盛赞真定"城中十万户"。这虽然带有浪漫主义的夸张色彩,但说明当时真定确定已经成为拥有十几万人口的城市。
三、中心城市的建设
金朝统治的近百年间,虽然汉族、女真人口不断增长,城市经济也有所发展,但是,除了官衙府第的建筑之外,城市景观、城垣建设确实没大起色,而且由于燕京城(今北京)的修建,还不断地从真定砍伐古木巨树。譬如金天德二年(1151年)海陵王"命张浩等增广燕城。"张浩"取真定潭园木材,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 把真定潭园中具有几百年树龄的松柏古木砍作伐殆尽,运往燕京,无疑破坏了真定城的环境和城市景观。但是,女真贵族在破坏和侵占潭园园林的同时,却把潭园南侧的一处建筑保留下来,而且不断增修,使之日益富丽。据元代真定学者王若虚所作的《恒山堂记》记载,到了元代,潭园之中只剩下一处建筑--恒山堂了。他从真定故老那里访问得知,恒山堂大概是北宋时期行宫的门楼,也就是朝中大员奉使河北西路的官衙。这座建筑之所以没有拆毁,是因为对于女真贵族大有用处。王苦虚称:"其在金国,率王侯贵戚处之,例事豪奢,务加增饰,故益以完美。……堂广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郁郁,如煊斯飞,俯瞰北潭,备诸胜概。"
四、城市体系的变迁
金代城市的格局,与北宋时期也没有太大差别。只是金朝女真统治者借鉴了北宋后期这一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与城垣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强化一些军事要塞的城垣建设,并且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提高这些城镇的地位。譬如金朝刚刚稳定在河北地区的统治,就于天会七年(1129年)升井陉县井陉郡,不久又改威州(今井陉威州)。这一政区调整,显然不是因为井陉县有富庶的经济,而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因为四前发生的"靖康之役",女真军队曾经在井陉这座要塞古城遭到宋朝军队的顽强抵抗,给金朝军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他们入主中原后的首批政区调整,就特意提高了井陉的政治军事地位。而同一年,把北宋的庆源府降为赵州,把中山府降为定州,同样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主要是为了强化真定城的军事统帅地位,强化真定城在政治、军事方面对周围州县的均衡管辖权。光定三年(1219年)升获鹿县为镇宁州,也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当时,蒙古军队不断南下,对金朝北部地区开始构成威胁,太行山东西两侧的河北、山西,曾经是金朝女真军队入侵北宋的主要道路,而地处井陉要塞东口的获鹿城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升为镇宁州,主要在于提高这座城垣的政治地位和军事防御能力。无非是构筑沟堑,加筑城垣,增加驻军,增筑粮草食库等措施,这在当时就是城市建设首要的任务。
金代城市格局
首 府 府 州 城 县 城 备 注
河北西路首府真定城。辖3府、2节镇、2防御使、5刺郡、61县、33镇。 真定府城真定 真定、藁城、平山、栾城、行唐、灵寿、元氏,另有阜平镇(今属保定地区) 真定府领8县3镇。户数137137。
镇宁州城获鹿 兴定三年(1219)升获鹿县为州 户数包括在真定府内。
威州城(今井陉威州) 井陉城(今天长镇) 天会七年升井陉县置井陉郡,不久置威州,领1县有8310户。
沃州城平棘(今赵州镇) 平棘城、高邑镇、赞皇城等 天会七年改庆源府为赵州,天德三年改沃州,领7县,有户数39185。
中山府城安喜(今定州) 新乐县、无极县等 天会七年(1129)降为定州,后复为府,7县,有83490户
祁州城蒲阴(今安国) 蒲阴、鼓城(今晋州)、深泽 领3县,户数23382户。
河北东路治河间县 深州城静安(今深州东南) 束鹿(今辛集旧城)、安平、饶阳、武强 深州领5县,计有56340户。
第三节 蒙古王朝及元代城市的发展
一、蒙古王朝对政区的调整
  从蒙古太祖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进兵金朝,太祖九年(1214年)金朝中都(今北京)危亡,被迫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次年,蒙古军队攻占金朝中都燕京,随即挥师南下,相继占领河北大部地区。太祖十五年(1220年),蒙古军队开始占领河北西路真定府及周围州县,逐步结束了金王朝在这一地区近一百年的统治。从此开始了蒙古帝国时代和元王朝的统治,先后达130多年的历史。太宗六年(1234年)金朝灭亡,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以燕京为中都,至元八年(1271年)正式建国号"大元",次年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开始了元朝统治。
  蒙古帝国时期,基本承袭了金朝原来的政区格局,只是在小范围内略作调整。譬如,在蒙古军队占领河北大部地区不久,于太宗元年(1229年)改镇宁州为西宁州,治所仍在获鹿。不久,改真定府为真定路,意在进一步强化真定城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
二、元朝的政区与城市体系
  元朝建国后,在中央设立中书省,中书省设有中令书、左丞相、右丞相,总理全国行政事务。中书省派驻各地的执政官,称为"行中书省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各设丞相一人,总理地方军政事务,逐渐成为固定的官署,进而发展为地方行政区划。元朝的行省制,对我国行政区划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现在我国仍将省作为一级行政区划。
  元朝在全国设立10个行省,而河北地区及山西、山东、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称为"腹里",作为中央直接管辖的特殊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理。地处河北中心部的真定,则成为大都以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元朝是继隋唐以后真定全国大一统的多民族统一王朝。而河北地区乃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在这种背景下,城市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首先,对城市政治地位的级别进一步明晰化,在中书省下设立路,由路来管辖府、州、县。不过,元朝的路在管辖范围、统领府县数量等方面,都要小于宋金时期路的建制。通过下面元朝城市格局一览表,可以看出元朝这一地区中心城市及周围州县城镇的关系。
  元朝城市格局一览表
路 城 府 州 城 县 城 备 注
真定路城真定领9县1府5州(两州今属石家庄市) 真定、藁城、栾城、元氏、获鹿、平山、灵寿、行唐(元初由真定路改属保定路) 另有阜平县(今属保定市)
中山府城安喜(今定州) 安喜、新乐、无极 中山府领3县
赵州城平棘 平棘县、高邑县、赞皇县 领7县
晋州城鼓城(今晋州) 鼓城、饶阳、安平、武强 领4县
保定路城保定 祁州城蒲阴(今安国) 蒲阴、深泽、束鹿 保定路领8县7州;祁州领3县
广平路领5县2州
三、中心城市真定的空前发展
元代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真定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杰出政治家史天泽及其侄子史枢等人治理真定期间,以仁德的政治风范和拯救人才的历史责任感,大力发展经济,重视教育,培植人才,提高各族人民的知识文化素质,为真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他们的历史作为,使得大批杰出的汉族文化名人在金朝灭亡之后,纷纷寓居真定,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尊重,使他们在真定一带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诸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杰出的数学家、理学家李冶,著名教育家张德辉等都曾安居真定一带,对于培养当地人才、改善民风、传播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元朝时期文化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元朝的真定,是一个多民族人才辈出、名士荟萃的地区,也是城市文化和经济空前发展,各种学术、宗教、艺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的时期。先后涌现出阿拉伯著名学者沙克什(自称真定瞻思),在良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元曲作家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及维吾尔族政治家、文学家哈珊等,还有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天爵、杨俊民等等。
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使真定城成为元大都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元曲创作和传播中心。也正是由于文化高度发达,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得经济十分富庶。元代诗人陈孚在《真定怀古》诗中写到:"千里桑麻绿荫城,万家灯火管弦清。"以此描写真定城的繁华和经济的富庶。
至元年间,真定城内还重修前朝创建的一座重要建筑景观--阳和楼。据元代真定学者杨俊民《重修阳和楼记》称:这座建筑"横跨子午之逵,迥超圜贵之表。每登于斯,南瞰滹沱,北瞻恒岳,右挟太行之晴岚,左观沧海之旭日,飘然若出尘世,御天风于九霄之上。"这番充满浪漫色彩的称颂,虽然有抄袭北宋文学家苏轼《中山松醑赋》和《洞庭春色赋》部分语句,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座建筑当时真定城景观中的突出地位。元代纳新在《河朔访古记》中记载:阳和楼的"门额完固,上建楼橹,以为真定币藏之巨盈库也,下作双门,而无枨臬,通过而已。左右挟二瓦市,优肆娼门,酒罐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这座兴盛于元代的古城名楼,经历了元明清乃至中华民国600多年的风风雨雨,直到1966年一直是真定城内一处著名的建筑,"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四旧"拆毁,如今,我们只能从梁思成先生《中国建筑史》所附的照片,一睹阳和楼昔日的风采。
元代真定城内的道观、寺院等宗教建筑也得到不断增修或重建。其中最为著名的建筑除了宋代兴盛起来的龙兴寺、金代兴盛的十方定林禅院、观音院等佛教寺院之外,就要数道教的玉华宫了。它是中统二年(1261)元世祖忽必烈遣炼师王道归真定而创建的。后来真定作为皇太后的食邑,又把玉华宫作为祭祀太祖第四子拖雷和显懿庄圣皇后及唐妃的影堂。纳新在《河朔访古记》中记载:这座道教宫观"外在红绰楔垣墙,四周槐柳森列,重门綮戟,广殿修庑,金碧辉映,宏壮华丽,拟于宫掖。"可见其建筑装饰之华丽,景观之秀美,确实为真定古城增加了几分庄严和神秘。
十三世纪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朝至元年间曾经游历中国,途经真定。在他那部享誉世界的《马可·波罗行记》中,留下了关于真定城的精彩记述。在《马可·波罗行记》第59章中,以精美的语言描述了他从汗八里(今北京元大都)南行的见闻。他写道:"沿途皆见有美丽的传舍(指元代的驿站)、美丽的葡萄园、美丽田亩及美丽水泉。"从汗八里行一日,"抵一大而美丽之城,名曰涿州,又南行4天,到达一座白色的城(即真定府,今正定城)。这座白色的城是一贵城,居民多是偶像教徒(信仰佛教、道教),人死焚其尸。他们是大汗之臣民,使用大汗的纸币(至元宝钞)。持工商为生。盛产丝织品,能织金棉丝罗。其额甚巨。此城领治一广大地域,所辖环墙之城及村镇甚多。"
在记述真定城的水陆交通和运输情况时,马可·波罗写到:"其南有一大河绕城而过,大量商品由此沿水路运往汗八里。因开掘众多运河,此城和汗八里河川相连,交通便利。有甚多道路分向各县,路名即以所趋向之省为名。此诚为极聪明之计划"。
对于西方宗教的这里的传播和建筑情况,他记述说:"城内尚有若干基督教徒,置有教堂一所。"对于沿途道路的植树情况他有如下描述:"大汗命于道旁植树,每树相距数步。树长成甚高。自远处可以眺望,昼夜不致失路。无人居之地,路旁也植林,为旅行者之便利,所有可行道路,两旁皆植树"。
沿途驿站馆舍,"每驿房舍,宏大华丽,内备床铺,皆以绸缎制成。所有必需之品无不俱全。即使国王寓此,也必觉其安适。上述馆舍供帐、饮食等,自需大量员工执役。"
元代的真定 作为河北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多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商业发展、文化繁荣和宗教的多元化。唐宋时期名冠全国的丝纺织业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唐宋以来开掘的纵横交错的人工河渠到元朝继续发挥排灌和漕运作用。《马可·波罗行记》中所记载的上述景象,客观反映了元朝真定城乡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历史场景,也为中外关系史留下一笔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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